听老人们说，“50年代开始，春节在我们的印象中，除了喜庆欢乐，还伴随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事件。更确切地说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，过节的人们才找到了欢乐的理由。”那时，春节是与欢乐紧紧相连的。
让我们顺延着春节的记忆，去感受我们曾经的新春喜悦吧。春节前，我们采访了一些“老芜湖”，倾听他们讲述关于春节里“喜怒哀乐”的故事……
[南瑞新城 吴先生 62岁] 60年代：为半张豆腐票流泪
星期二的下午，记者按照预约好的时间，来到荷夏园敲开吴先生家3楼的门。吴老披着件棉军大衣，穿了双毛皮鞋，热情地迎我进了门。
吴老一边为我倒着水一边说：“那时我们家很贫穷，我和母亲住在北门附近的索面巷，是一条很窄的小巷，现在已经拆了。”他说，进入60年代，集体性地过春节是一个特征。那时，他们所住的大屋里有位邻居在工厂上班，单位发票看电影、操办游艺会、团拜，街道还统一发票证、购货本，组织打扫卫生。
吴老和我说了一件令现在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他说，“当时我只有20多岁，没有工作，姐姐比我大3岁，是个残废人，在原工业干道的盲人五金厂上班，每天要用手敲直很多弯铁钉……”他的母亲也没有工作，平时的收入就是靠帮人洗衣服挣几角钱。
有一年腊月二十九，母亲给他3角钱和二个半张的肉票，要他买些肉和豆腐果回家，准备年三十做红烧肉吃，他将票和钱放在裤子的口袋里，没有及时去南门菜市场，而是去看打康乐棋，还三缺一的人打“破坏”，在结束后付“盘子钱”的时候，不小心将其中的半张豆腐票弄丢了，回家母亲和姐姐都骂他“真没用，豆腐票是有钱也买不来的，这下好了，没豆腐果吃了……”心疼得他在一旁直流泪。
吴老回忆说，那时的一切供应都是有计划的，有粮票、布票、肉票和豆腐票，买双鞋也要票。在年三十推开不同人家的门，每张餐桌上的菜肴基本是相似的，因为凭票供应的品种相同；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，当时流行的是三面镜子床和三只羊脚腿的桌子；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，灰色和蓝色的干部服；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，能够吃饱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[利民东路 王先生 71岁] 60年代：拜年不说恭喜发财
王老先生是上海来芜湖的知识青年，在城南的一片废墟上辛勤耕耘了数十年。他说，那时候过春节太简单了，晚上和几个老乡在食堂喝点酒，然后就到集体宿舍去吹牛，直到零点才躺在床上。
60年代的时候，很少有收音机听，他记得当时厂里有个高音喇叭，有时候播电台的节目，他最爱听越剧，有时候兴致上来还哼哼几句。对他记忆较深的是孩子们拜年的语言，“就像电视里回顾的一样”。
“爸爸同志，妈妈同志，春节好！”时钟敲过除夕夜12点，有工作的子女常常这样给父母拜年。按照风俗，除夕和初一全家团圆不出门，到了初二，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探望父母，大家也出门给亲戚朋友拜年。
鞠躬拱手的老礼在60年代已经不时兴了，“恭喜发财”之类的吉利话不时兴了，见面只是互相点点头道声“过年好”或“春节好”。
小辈儿人给长辈磕头拜年的规矩也不时兴了，一般都是提着半斤蛋糕或点心盒子，或送张改良的新年画。单位在大年初二组织团拜，大家坐在一起开个茶话会，领导们倡议“要讲科学，不要封建迷信；要勤俭持家，不要铺张浪费；要参加正当文娱活动，不要到处游荡；要坚持生产工作，不要班前喝酒”的春节“四要四不要”，散会后还能用小手绢包回点儿花生瓜子带回家给孩子们吃。
[中长街 程老太 73岁] 70年代：为儿女做件新衣过年
六七十年代的时候，陈是制线厂工人，家里4个孩子，生活很艰难。当时，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工作，家庭重担几乎全落在她一人身上。她说，从1962年提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到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指示，城市大批青年奔赴农村，年复一年体味远离亲人的滋味。她大女儿下放到安徽含山，每年春节回家，她都要为他们，特别是下放的女儿做件新衣服。
由于陈老太年岁已高，他的儿子和记者讲述了那时候的记忆。
排行老三的小陈上面还有个哥哥 “我最伤心的是穿衣服了，家里比较穷，做件衣服先给哥哥的穿，穿小了再给我穿……”，俗话说“新老大旧老二，缝缝补补再老三”，平时他总是穿旧衣服。“记得是在1976年，那时我上初一了，为了让我到新学校有个好形象，母亲破例为他做了件灰咔琪布的干部服，有4只口袋！当时我高兴极了，晚上吃了很多饭，还高兴地唱了一个晚上的歌。”
陈老太还说了件有趣的事情。在大年初一，她总要拿一张干净的卫生纸给调皮是老三、老四擦一小嘴，“这样即使小家伙说了些不吉利的话也是‘屁’话，因为他们的嘴已经擦过了。”说到这里陈老太很得意，整个70年代，生活改变了很多。她的女儿就是恢复高考第一年考上皖南医学院，现在已是一家县医院领导了。
[园丁小区 许先生 43岁] 70年代：大年初一的拜年烦恼
老许是50年代出生的，对小时候过春节有着很深的印象。他原来住在薪市街附近，对北门口、大寨路、长街、南门湾一带都很熟悉。
“当时我住的房屋拆迁，有很多人都不愿意走，我是搬的比较早的人家。”在那里住的时间长了，也有点腻了，但是要说过年怎么热闹还要数在老城区。
他说，到了70年代末，春节的传统色彩加强了，有庙会还有传统小吃，当时的街道是城南人来市区逛街的必经之道。他记得在长街头的鱼市街有个百货店，过年过节非常热闹，有一位头发有些卷的叔叔工作很认真，总是用气筒打着气球，“那时候我就喜欢在旁边看着，希望他打炸了才好，这样我就可以捡到破的泡泡皮，用小手指顶着它使劲吸，就会吸出小的气球。”
[春苑小区 蒋先生 43岁] 80年代：迟到的春节联欢晚会
住在城南的蒋先生是个“中间”人，不是“老芜湖”也称不上新芜湖，有种“新老交替”的感觉。
他对记者说，70年代的时候他就怕过春节，他从小就和外婆在一起长大，因为一到大年初一，家里来客人外婆就让他喊人，可是“我的金口难开，就怕见到不熟悉的人，胆子小。”还有就是怕家里炸丸子的油香味，他没有办法闻，就想吐。由于他从小苦惯了，家里有时候没菜吃他就用酱油拌饭，有时候外婆看了心疼就放点用肥肉熬的猪油，不一会饭就吃下去了。他说“现在和孩子说我们那时的苦，孩子根本就不相信，还说酱油拌饭味道也不错啊，现在外面炒饭都放酱油呢。”
到了1980年蒋先生去了东北的部队，那时，他感到最幸福的事就是星期天可以看到电视了，尽管是黑白的，但是他已经满足了。“如果在家里，只好听收音机了，那时电视根本没有普及。”
1983年的春节，他和战友们第一次探亲回家，15天后就回到部队了。在南京转车的空隙时间，他和几个战友逛商店，在卖录音机的柜台旁，他指了指正在放的歌曲问“有这个磁带卖吗？”营业员说“没有，这是今年春节晚会上录的……”回到部队他就重新看了1983年的参加晚会，才知道那首歌叫《我的中国心》。记得第一届春晚，是王景愚 “吃鸡”.
后来我们知道，那是第一届现场直播的春节晚会，收到观众来信16万封。当年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节目当属王景愚绕着桌子“吃鸡”，而李谷一一口气唱了《乡恋》等七首歌曲。1984年是陈佩斯和朱时茂第一次参加春节晚会，“吃面条”的成功使小品成了气候，一曲《我的中国心》全国传唱，《难忘今宵》几乎成了后来每届晚会的结束曲……大年三十，一家人一边包团圆饺子吃年饭，一边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，与荧屏上的影视歌星同喜同乐。
80年代，百姓渐渐约定俗成了看春节联欢晚会的独特过节方式。一台晚会，不仅把一家人聚在一块儿，而且造就了小品等一些文艺形式，更为如黄宏、宋丹丹、赵本山、巩汉林、蔡明、郭达等一大批笑星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土壤，至今仍然是全国人民的年夜大餐。
“打个电话拜个年，欢天喜地大团圆”、“包饺子贴窗花欢乐在农家，看焰火放鞭炮城郊真热闹”、“春节不在家，假日列车游天下”。这些已经不是现代人的追求了。总之，围在家里包饺子看晚会是老皇历了，过节也要过出个性过出新意来。节前，记者的一位律师朋友高兴地说，春节去韩国的旅游行程已经定下，年三十就出发；一位“的哥”战友打来电话说“春节准备开车带一家人到部队看老领导……”
在城市生活久了，常听人们说：现在的春节越过越没劲了。从生活水平上说，年景是越过越好了，可是，春节的过法似乎少了些什么。现在的春节，人们已经找不到一个确定的过法：是定年夜饭大餐，还是做香肠腊肉？是购满加工好的各类丰富食品储存冰箱，还是到父母家噌三天美食？是走亲访友，还是出门旅游？是抓住机会拜访客户，还是蹲在家里闭门读书？是找人打八圈麻将，还是坐在家里沙发上看整晚的电视春节晚会？…… 今天的春节，于匆忙节奏中越来越简单化，传统文化含量内容越来越少。
我们什么时候能重新绘出一道风景，连接上过去春节的“年轮”和现在的时尚新意，架起一座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桥，重铸一个金色的春节呢？
